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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亭百姓话题_盐城鹤鸣亭百姓话题
zmhk 2024-06-07 人已围观
简介鹤鸣亭百姓话题_盐城鹤鸣亭百姓话题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鹤鸣亭百姓话题的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鹤鸣亭百姓话题的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八下语文版中的古诗都是什么啊，如果有注释.赏析就更好了！
2.高分悬赏寻求资料：古今中外关于描写咖啡馆或者茶馆的文学作品，最好是英文。
3.关于索桥感人的故事
4.我国古代有那些巾帼英雄？
八下语文版中的古诗都是什么啊，如果有注释.赏析就更好了！
这是人教版八下古文：《与朱元思书》《五柳先生传》《马说》《送东阳马生序》
《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满井游记》
《与朱元思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lì)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huáng）竹，闻水声，如鸣佩（pèi）环，心乐（lè)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 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醉翁亭记》
环滁（chú）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hè)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láng yá）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chán）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zhé)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fú）日出而林霏(fēi)开，云归而岩穴（xué）暝（míng），晦（huì）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yǔ）偻（lǚ）提携（xié)，往来而不绝者，滁（chú）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liè），山肴(yáo)野蔌（sù），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hān）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yì）者胜，觥（gōng）筹（chóu）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tuí）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yì），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满井游记》
燕 (yān) 地寒，花朝(zhāo) 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lì)。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zhé)返。 廿(niàn)二日天稍和，偕（xié）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jiā）堤（dī），土膏(gāo)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 (hú）。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zhà)明，鳞(lín)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xiá）
满井之游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juan)然如拭，鲜妍（yán）明媚，如倩（qiàn）女之靧（huì）面而髻（jì）鬟（huán）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 (liè) 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míng)者，罍（léi）而歌者，红装而蹇（jiǎn）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jìng)，然徒步则汗出浃 (jiā) 背。凡曝 (pù) 沙之鸟，呷（xiā）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 (liè) 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fú)不能以游堕 (huī) 事，潇(xiāo)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wū）能无纪？己亥（hài）之二月也。
高分悬赏寻求资料：古今中外关于描写咖啡馆或者茶馆的文学作品，最好是英文。
1.有关徽州的诗词、文化
徽州——历史地名，简称“徽”，古称歙州。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庐州文化、皖江文化形成了安徽四大文化圈，四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皖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属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有关徽州的诗词摘选如下：《赠总上人兼简无求居士二首》年代： 宋 作者： 刘子翚多谢徽州吴使君，新诗问劳意何勤。无求已得心空乐，更作无心出岫云。
《江东报英烈拟封二字侯喜成三绝》年代： 宋 作者： 钱时焕章飞报下徽州，英烈将褒二字侯。千古沉沉黄壤骨，一朝提上碧云头。
《张安国约同赋仇氏{匡去王加赣}瓮酒》年代： 宋 作者： 张栻人间炎热不可耐，君家瓮头春未央。想当醉倒卧永日，梦绕清淮归故乡。
后生那得识此酒，从君乞方还肯否。徽州作赋为欷歔，荆州诗来端起予。
《张提学寄先师文正公新集至代简为答》年代： 明 作者： 邵宝遗书新刻自徽州，千里缄来百拜收。自信叔孙知不朽，未应巢父得长留。
秘藏不作山中计，重购还供海外求。青眼独看张侍御，瓣香今有古风流。
《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年代： 明 作者： 汤显祖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简介：徽州是浙江省早期雏形浙江西道的一部分，也是江南省分治后安徽之“徽”的来源。徽州地处黄山与天目山脉间，东临吴越故都杭州，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唇齿相依，风光秀美，山水人文系之，粉墙黛瓦的江南徽派建筑与之相得益彰。
徽文化也成为中外学者重点研究的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古徽州钟灵毓秀，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自古以来人才辈出，有人把这里比作诞生了孔子孟子的山东曲阜和邹城，称徽州为“东南邹鲁”。
2.关于“水墨徽州”的诗词都有哪些1、《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明代汤显祖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译文：沿着黄河长江之类的富饶之地旅游才能看到富丽堂皇的景象，一生吃痴到绝处，一辈子想去人间仙境，可做梦也没梦到人间仙境原来在徽州。
2、《徽州》——宋代赵师秀
山绕清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难成。
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
译文：山围绕着清溪，清溪水环绕着城，白云和青绿色如屏障的山峰只能目视，却不可附于丹青之上。各个地方的楼台都隐藏着郊野的景色，朗朗书声伴着星星灯火徘徊在静谧之中。
3、《夜泊屯溪记》现代郁达夫
新安江水碧悠悠， 两岸人家散若舟。
几夜屯溪桥下梦， 断肠春色似扬州。
译文：新安江水澄澈碧透，悠然地向东流去，两岸的乡村人家就像散落飘浮在水上的小舟，在云雾里若隐若现；这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新安江，宛若仙境，可与那令人赞不绝口的水乡扬州相比美。
4、《新安滩》——清代黄景仁
一滩复一滩，三百六十滩。
一滩高十丈，新安在天上。
译文：新安江内一滩又一滩，经过一滩好象增高十丈。要经过三百六十滩，那就是三千六百丈。那么，它的发源地——新安，就在天上。
5、《小桃源》——唐代李白
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
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市向晡前散，山经夜后寒。
译文：皖南黟县乡村山水，犹如世外桃源，风景优美，山水景物可达百里。有好多有灵性的花草树木，人们都崇尚古风。集市很早就散了，夜里的山就冷冷清清的了。
3.胡适在徽州文化上的贡献有哪些胡适曾漂洋过海，在欧风美雨中喝了不少洋墨水。
他一生为民主科学呐喊奋斗，是世人公认的地球村“世界公民”。胡适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地道道的徽州人。
不仅有少年时期九年的徽州家乡传统教育，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即使他的白话文学改良的倡导，也和他从小受中国古典白话文学熏陶有关，朱熹“源头活水”的语录风格对他也有影响。
胡适一生，“我是徽州人”，“我们徽州”不离口，故乡徽州黄山白岳的钟灵毓秀，深入了胡适的脑海；故乡徽州厚实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融入了胡适的血液。胡适对徽州、徽州文化的痴情和热忱，胡适对徽州、徽州文化的宣扬和呵护，让我们所有土生土长的徽州人动情、感奋，胡适的“徽州情结”，鼓励着我们去思考、去自省、去努力。
当徽州休宁隆阜大学者戴震戴东原被诬窃书，学界一些顶级权威“以理杀人”，群起围攻，“戴袭赵”几成定谳，东原含冤莫白之时，胡适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努力为这位徽州老乡辩冤白谤，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用了极笨的死功夫，为东原平反，不仅纠正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冤案，更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推出了正确的治学方法。 胡适和梁启超等一道，为弘扬戴学付出了大的努力。
在徽州文化渐入中国学者视野之时，胡适也是早期“徽学”的研究和推动者之一。胡适关于“小绩溪”、“大绩溪”的精彩论述，为人们探讨“小徽州”和“大徽州”的互动开启了思路；胡适关于绩溪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的倡导，近一步推动了徽州文献资料系统整理研究之热潮；胡适关于徽州民谣的抢救工作是最早的徽州“非遗”发掘保护实事之一；胡适最早对徽商的成因、徽商的特色、徽商的经营进行了分析探究，那些关于“无徽不成镇”，“一世夫妻三年半”，“徽州馃”、“徽州朝奉”等等徽商话题的精彩评述，已成为今日徽商研究的经典内容；胡适对徽商精神“徽骆驼”的概括，胡适“努力做徽骆驼”的呼喊，胡适对徽商开拓性时代意义的评论，都发前人所未发，振聋发聩。
当蒋介石“为剿匪需要”，强行肢解徽州文化整体生态空间，划婺入赣、倒行逆施之时，胡适和所有徽州平民百姓一样，对这种割裂历史文化、违逆民心民意的举措强烈反对，指斥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他奔走呼喊，多方努力，终于使婺源在1948年又重返徽州。
胡适不论走到哪里，对徽州老乡都非常热情和关心，即使到美国当大使，也不忘用“徽州一品锅”，“徽州馃”招待老朋友，一有机会，便津津有味地向世人介绍故乡徽州。在他晚年寓居台湾时，仍念念不忘“我从山中来”，对徽州故乡的兰花草饱含深情，一首在海峡两岸人们耳熟能详的校园歌曲“兰花草”，是胡适对徽州故乡深深的思念和记挂。
胡适至死不忘徽州土话，徽州习俗，徽州人文掌故。 胡适浓浓的“徽州情结”，绝对不是一种狭隘的、肤浅的乡土观念、地方主义、部落情结。
而是和朱熹、戴震、黄宾虹、陶行知等徽州先贤们一样，是基于对徽州、徽州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早已经发现：我们徽州，自秦始皇那时开始，就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单元。
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特别的大移民社会历史变迁情况，程朱阙里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商经济的强力支撑，徽州、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区域总体全面发展。有着中华传统文化厚实积淀的徽州文化达到顶尖辉煌，成为中华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典型代表。
胡适这样一些徽州先贤先哲，深刻地认识到传承、倡扬、呵护徽州和徽州文化，意义重大。 “徽学关系国学”，这就是他们的共识。
徽州人胡适对徽州文化的倡扬和呵护，是他对国学传承弘扬努力的一部分。 徽州人胡适对徽州的故乡情、血缘情、文化情、感人至深，催人奋起。
而今，徽州已被三分肢解，“徽州”之名也在纠结中前途未卜。 城镇化加速了徽州故园的消失，保护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的构想前路漫漫。
在大力回归中华文化的当下，徽州人胡适留给我们徽州人的有很多很多。“努力做徽骆驼”的叮嘱常响在我们耳畔。
先贤徽州人胡适仍在和我们一起为徽州、为徽州文化呐喊，胡适之魂常在。 摘抄：菲元 博客：徽州人胡适 ——写在胡适诞辰120周年 方利山。
4.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 是形容徽州的一句话徽州，即是现在的黄山市。
黄山市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即公元前51世纪，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人类就已经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山区劳动生息了。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时期，这里就居住着一支叫山越的先民。
山越乃百越中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这里为会稽郡属地。南朝时开始设置新安郡，郡府搬迁又始终未离开新安江上游，徽州古称新安，其源盖出于此。
宋代徽宗宣和三年五月廿四日（公元1121年），歙州被诏改为徽州。现改名为黄山市 徽派文化底蕴丰富，内涵深广，是我国三大区域文化（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涵盖了哲、经、史、医、科、艺诸多领域。
黄山市位于皖浙赣三省结合部，群山环抱之中，古代徽州历来有“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之说。每当中原战乱之秋，这里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它既是乱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才宝库。
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因此历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灿若繁星。《辞海》的单列条目中，徽州名人有50多人，列全国各州府之首。
明清时代徽商称雄商界长达二、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贾而好儒，“官、贾、儒”三位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历史上各种人才应运而生，学术研究异彩纷呈。
徽州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即公元前51世纪，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人类就已经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山区劳动生息了。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时期，这里就居住着一支叫山越的先民。
山越乃百越中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这里为会稽郡属地。南朝时开始设置新安郡，郡府搬迁又始终未离开新安江上游，徽州古称新安，其源盖出于此。
宋代徽宗宣和三年五月廿四日（公元1121年），歙州被诏改为徽州。关于徽州名称的起源，一说因其境内有徽岭、徽水、大徽村等，州则因地得名；另一说赵宋王朝是取“徽者、美善也”之意，炫耀他对这一地区的失而复得。
此二说并存了八百多年，州名亦被历代沿用至今，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建省的时候，就是摘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作为省名的。 徽派文化底蕴丰富，内涵深广，是我国三大区域文化（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涵盖了哲、经、史、医、科、艺诸多领域。
黄山市位于皖浙赣三省结合部，群山环抱之中，古代徽州历来有“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之说。每当中原战乱之秋，这里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它既是乱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才宝库。
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因此历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灿若繁星。《辞海》的单列条目中，徽州名人有50多人，列全国各州府之首。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中进士542人，举人多达1513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并不鲜见。明清时代徽商称雄商界长达二、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贾而好儒，“官、贾、儒”三位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历史上各种人才应运而生，学术研究异彩纷呈。例如，活字印刷术创始人毕升，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明清三朝元老、军机大臣许国（历仕明嘉靖、隆庆、万历）、曹振镛（历仕清乾隆、嘉庆、道光），富可敌国的大盐商鲍漱芳，著名戏剧家汪道昆，医学家汪机、汪昂，徽墨、歙砚高手李廷、李少微，新安画派的创立者和近代著名代表渐江、黄宾虹，哲学家戴震，理财家王茂荫（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珠算大师程大位，近代教育家、学者有陶行知、胡适，音乐家张曙，还有工程技术专家詹天佑、郑复光，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近代法学家徐谦等，都是徽州人。
同时，由徽商兴盛而形成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盆景、徽墨歙砚、徽派建筑、徽雕、徽刻、徽剧、徽菜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流派。现已发现地面文物4900多处，其中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45处。
直至今日，黄山大地上仍遍布古桥、古塔、古亭阁、古宗祠、古牌坊，犹如一座天然的历史大博物馆。 1949年设徽州专区，属皖南行署区。
徽州专署驻屯溪市，辖屯溪市及歙县（驻徽城镇）、旌德（驻旌阳镇）、绩溪、休宁（驻海阳镇）、祁门、黟县（驻碧阳镇）等6县。 1952年徽州专区属安徽省领导。
原池州专区所属太平、石埭2县及宣城专区所属宁国县划入徽州专区。辖1市、9县。
1953年屯溪市改由省直辖。 1955年屯溪市划归徽州专署领导。
1956年撤销徽州专区。屯溪市改由省直辖；将宁国、旌德、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石埭、太平9县划归芜湖专区。
1959年将屯溪市交由休宁县领导。 1961年复设徽州专区，专署驻屯溪市。
原属芜湖专区的歙县（驻徽城镇）、绩溪、旌德（驻旌阳镇）、宁国、休宁（驻海阳镇）、祁门、黟县（驻碧阳镇）、太平（驻甘棠镇）等8县划入徽州专区。1961年1月撤销屯溪市，改设为屯溪镇，划归休宁县领导；同年8月恢复屯溪市。
辖1市、8县。 1962年屯溪市改由省直辖。
1963年。
5.徽韵中赞扬徽州的诗词《游黄山白岳不果》是明代汤显祖的一首诗作。
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注释：
①乏绝：潦倒，困穷。
②黄白：即徽州境内的黄山、白岳山。明代中期，徽州商业兴盛，商贾富甲天下。
诗序说明了汤显祖当时的生涯状态：乏绝者，潦倒也，困穷也。那么在穷困潦倒时他的朋友为啥要建议他去徽州。那可绝不是现在的休闲体验游哦，肚子没着落，休啥闲哦。无非希望到徽州寻求复出的机会，而这机会应该还是寄托在许国身上。
万历十九年（1591），许国就已退休回徽州歙县故里。只要看如今还矗立在歙县古城内的许国八脚牌坊，就知道许国当年在朝廷的身价地位。虽然退了休，但许国既曾是皇帝的老师又是重臣，只要他愿意推荐，汤显祖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汤显祖的友人吴序当是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许国，以消除隔阂，重修师生之谊，只要许国肯对皇帝说句话，就能改变自己的困境。诗句“黄白”，明指黄山、白岳（齐云山），暗喻黄金白银，即官位俸禄。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其黄白之游不果，都不能推断出汤显祖对徽州的赞美之意。
事实上，诗一开头就把徽州描述成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地方：要沾财气，多半得到黄山白岳之间的徽州去。这也许还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明清时期徽商名满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当是个俗人羡慕的流金之地。
但这一切与风光之美无关，与潦倒的剧作家又有啥关系呢？汤显祖那时被建议到徽州去，不是去求人，就是去求仙求道，人者许国也，仙道者齐云山也，而最现实的渠道自然是求人，所以截然和风景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因此，这首诗如被理解为作者对徽州风光的赞美，就大错特错。
它应该表达作者不肯低头求人的一种心态：都说富贵在徽州，可惜我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要去徽州。
如果把“一生痴绝处”改为“一生痛绝处”，意思可能就更明朗了。这可不是我改的，见于北京大学校友网署名文章《数学泰斗江泽涵》，其原文是“大戏剧家汤显祖因向往徽州而留有“一生痛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句。”
这“痛”似乎是因为没有做梦到过徽州而来的，殊不知汤显祖后半生之痛来自徽州啊。如果他真想去徽州的话，他应该会模仿南朝民歌《西洲曲》的结尾两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不是徽州不美，是显祖先生生不逢时也。
不过，原来徽州治下婺源终于划在汤先生老家江西的名下了，也许算是对误解的补偿。
扩展资料：
《游黄山白岳不果》，诗题中的“白岳”，指的是休宁齐云山。齐云山与湖北武当山、四川鹤鸣山、江西龙虎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名山”，又与黄山并称“黄山白岳”。汤显祖在诗作中，“黄山白岳”便简作“黄白”。全诗四句，其实是写“因果”。即前两句写原因，后两句写结果。
全诗的主旨在前，而不是后人看重的后两句。从诗人的经历和品格来讲，这首诗既不是歌颂“黄白”景色的美丽，也不是表达向往去徽州，而是发出一生的感慨。诗人写这首诗时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朋友多次相邀劝告，希望他到徽州求得发达的机会，然而却都未成行。
诗句中的“黄白”，明指黄山、白岳山，暗喻黄金、白银，即官位俸禄。无论是何因使其不果，都不能推断出汤显祖对徽州的赞美之意。事实上，诗一开头就把徽州描述成一个充满铜臭的地方：要沾财气，多半要到黄山、白岳山间的徽州去。
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明清时期徽商名满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当是个众人羡慕的流金之地。但这一切与风光之美无关，与潦倒的剧作家也无关。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不肯低头求人的心态：都说富贵在徽州，可惜我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要去徽州。
参考资料：
关于索桥感人的故事
作者：沉默的那棵树
中国人的嗓门大是出了名的，可是，一旦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即便是蛮横惯了的地痞流氓也噤若寒蝉，压低了声音交谈或以只可意会的眼神交流。记得小时候看**，里面常有这样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某茶馆里众人正在谈论某话题，茶馆的老板就会紧张兮兮地指着墙上“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几个字，大家会意闭嘴不言或立马做鸟兽散。当时年龄小，不明白其中奥妙。最近从媒体上看见几个草头百姓因为发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就被有司所逮，官司缠身。方知中国人虽然平时旁若无人，大嗓门。但是，他们的话语空间也仅限于柴米油盐、酒色财气，大多集中于肚脐以下部分。
而翻阅历史，看见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了西方人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方式，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温床和公民训练的教室。传至今天，不经意间咖啡馆文化已经席卷全球，即便茶馆文化浸润最深的中国，摩登的白领也学着洋人坐进星巴克这样的地方，安静地体验一把小资情调。
可是，上溯西方的咖啡馆历史，当时却是个鱼龙混杂，比赛嗓门大小的所在。
18世纪的欧洲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阶层鸿沟，比如作为公共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场所，沙龙是由贵妇们主持的，她们追求的是优雅的贵族情调。非经邀请，外人难入其门。毕竟，那是一个打情骂俏、偶尔也偷情私通的私人聚会而已。
而当时的咖啡馆要随和得多。所有来自贵族女性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消失了，它向所有人开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
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找个空位子，加入周围人的自由辩论。话题当然是男人们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和女人。
而咖啡馆的老板深知自己经营的场所所担负的民主化功能。他对此的反应不是中国茶馆老板谨小慎微，而是大胆地在墙上贴上纸，声明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勿须担心。
作家沙德韦尔（shadwell）在他的戏剧《女首领》中描写到：“每家咖啡馆里都有许多聪明人，他们谈话机智，在吞云吐雾中议论着政治。”
那些长于言辞的知识分子也通常来到这里，倾听民众的声音，同时也顺带着宣传一下自己的著作。在这里，文化人和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氛围，以至于改变了当时学究味甚浓的文学风格。
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人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观点，检验、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过滤后通常会产生某种有凝聚力的群体观点。
各种阶层、出身、地位的人在这里交往，也敦促他们必须跨越出身、地位和等级，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正是在不起眼的小小咖啡馆里，公众培育出尊重和宽容他人思想的新态度，合群和容忍的精神，使得分歧失去了棱角。
而在以往，那些与传统相悖的人和观点，会受到他人的轻视和攻讦。如今人们则尊重并专注地倾听着异见，互相讨论，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不经意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人们从独立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以共同的观点为基础的公共舆论从这里诞生了。
随着咖啡馆人群的分化和舆论场所的专业化，咖啡馆里的声音变小了：不需要以卤莽的声音去表达己见，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辩论后得到公众的评判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摒弃。
而中国，茶文化衍生出茶馆文化。但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却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走向公共言论自由的跳板，也没有培育出宽容异见和平等辩论的绅士风度。
专制的王权厌恶任何不同的声音。
而不经过公开辩论，由民间各色人等自行验证和评判的观点在人们内心潜藏下来，日益孤立和各持偏见，人民没有自由博弈最终达成基础共识的空间。人们也没有宽容异见与平和辩论的习惯和规则。相反，强力压制和恶毒攻讦在40年前的一场政治闹剧中走向了顶峰！
在中国历史中，由蔡桓公讳疾忌医开始就预示着“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圣人风范。及至后来焚书坑儒、党锢之祸，大兴文字狱等等，迫使聪明人或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或避世求生。到后来茶馆里“莫谈国事”俨然已成共识，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一般局限在裤裆里了。而人们行为表现在：虽然嗓门大，但是却透露着害怕和惊愫在内。
回顾两种饮料文化对东西方言论空间走向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必然是观点多元，不给他们自由碰撞的空间，最后达成基础共识，就会彼此走向孤立和偏见，割裂和对立。而不能和谐地沟通交流去解决分歧，而没有共识的社会很难走得更远！
参考资料：
内容提要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其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了。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王笛 1956年生，助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
出处：历史研究200105
以上作品因为百度字数限制，所以有很大的有删节，详细情况见下面网址和原著
我国古代有那些巾帼英雄？
都江堰的传说
1.许多年以前，川西平原闹天旱，旱得多厉害呀！树木枯死了，禾苗焦黄了，水田旱裂了口，堰塘旱现了底，天大都是一轮火红的太阳照着大地。
在靠近小河的村边上，住着一户姓聂的人家，屋头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母亲，大家喊她聂妈妈；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名叫聂郎。他们虽说租种着几斗粮的土，但不够吃，聂郎就在外面去打柴、割草来贴补。聂郎很直爽，又能吃苦耐劳，肯帮助别人，又听母亲的话，村子里的小朋友都跟他很合得来。大家称赞聂郎是个好孩子。
有一天，公鸡才叫头遍，聂郎照例把背篼背起出去割草。他朝着赤龙岭走去，边走边想：咋天遇见长生，他说周员外家里，有人送了一匹雪花马，一天能走千里。周员外喜爱得很，要村子里的人割青草去喂。他心在想事，不觉已翻过了赤龙岭。
赤龙岭山脚叫化龙沟，在发春水的时候，鱼虾很多，沟边常常长满绿色的水草。现在却变成了乱石坝。聂郎叹了一口气，正想到别的地方去，忽然看见一团白影于，在土地庙背后一闪，聂郎吃惊地说：“噫，白兔！”
聂郎想到白兔是吃青草的，背起背篼就追，这一趟不晓得跑了好远。白兔跑到卧龙谷的岩下，忽然不见了。那儿却现出了一城青幽幽的嫩草，聂郎好不高兴，取出镰刀，满满割了一背统。
聂郎接连两天，都到那儿去割青草，那草非常奇怪，头天割了，第二天又生长出来。聂郎心想：“我不如把草搬回家去，栽在屋后，也免得天天跑十来里路。”他急忙上前把周围的泥巴刨松，连根拔起。聂郎正想站起身来，忽然看见草根底下有一凼水，水上露出一颗亮晶晶的珠子。聂郎真是欢喜，小心地把它放在怀里，背起青草回去。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坡，聂妈妈正在屋头煮包谷稀饭。聂郎回来了，聂妈妈用埋怨的口气说；“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聂郎就把搬草的事情讲了，又从怀中摸出珠子。这时候忽然满屋通亮，珠子闪出的光芒照得眼睛都睁不开。聂妈妈赶忙叫他把珠子藏到米坛子里去。聂郎吃了晚饭，就把青草栽在屋后竹林边。
第二天，聂郎很早就爬起来，跑到竹林里一看，“啊嗬！”那窝青草早干死了。他又赶忙进屋着珠子还在不在。他刚揭开坛子的盖盖，便大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呵！”原来坛子里装满了米，那珠子仍在米的上面。他们才知道这是一颗宝珠。从此以后，珠子放在米里米涨，放在钱上钱涨。家中有了钱米，再不愁穿愁吃了。邻近几户农民没吃的，聂妈妈就叫聂郎经常给他们送米去。聂郎自己是穷人，只要别人来借，三升两升总是答应下来。这样消息便传开了。村中有个员外叫周洪，是一个恶霸地主。他一听说这件事，便对管家说：
“想个办法，把这颗宝珠弄过手来才好。”
管家说：“员外，聂家是个穷人，多拿点钱给他买就行了。”
聂郎是个聪明的孩子，当然不会上周洪的当。周洪就同管家想了一条毒计，说聂郎偷了周家的家传宝珠，派管家带了四个狗腿子到聂家去抢。聂郎要不交出珠子，就捆送官府办罪。这个计策却被放马的长生听着了，悄悄出去告诉聂郎，要他们快快逃走。聂郎晓得了这件事，正想和妈妈往外走，就碰到周洪的管家。那管家凶恶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声喊道：“快快将我家员外的传家宝珠交出，要不你今天休想活命！”
聂郎听了又气又恨，指着管家说道：“你们仗恃周洪有钱，到处欺侮穷人，你说我偷盗宝珠，有什么凭据？”
管家不理睬他，叫狗腿子进屋去搜，没有搜着什么宝珠。管家把眼皮一翻，眼睛一瞪，又叫狗腿子搜聂郎的身上，聂郎急忙把珠子放进嘴里，狗腿子慌忙喊着：“糟了，糟了，聂郎把珠子吞下肚了。”
管家大叫道；“给我打！”
聂郎被打得昏死过去，幸好左邻右舍出来几十个人把管家哄走了。他们把聂郎抬进屋去．给他医治创伤。聂妈妈坐在床边流着眼泪看护着儿子。
半夜以后，聂郎忽然醒来喊道：“我口渴呀！我要吃水呀！”聂妈妈看见儿子能够说话了，当然很高兴，赶快递了一碗水给他，那碗水一到嘴巴就干了。聂郎不断地嚷着要水喝，后来索性扒在水缸边，“咕嘟、咕嘟”地把水缸里的水吃干了，聂妈妈吓得只是发抖。
“儿子，你吃了这样多的水，怎么得了阿！”
“妈呀！我心头象烈火在烧．难过得很！妈，我还要吃水。”
“水缸里的水，都被你吃干了，哪里还有水！”
“我要下河吃水！”
聂郎刚刚说完这句话，天空中一个金色的电闪，照得满屋透亮，接着响起一片雷声。聂郎翻身下床在屋外走去，聂妈妈赶忙追上前去，她跟在他后面，越走越害怕。不一会儿，面前出现了象一条灰色带子的河。聂郎象疯了似的，扑到水边，“咕嘟、咕嘟”吃了起来。这时接连一个一个的闪电，雷声也轰轰地响着。河里的水被聂郎吃了一半。聂妈妈紧紧拉着聂郎的脚说：“儿子，这怎么得了！”聂郎掉转头来，就变了样子，只见他头上长了双角，嘴边长满了蓝须，颈上红鳞闪闪发光：
“妈妈，快快放手，我要变成蛟龙，报这血海深仇！”
天上是雷声、闪电，暴风夹着大雨，河水陡涨，波浪翻滚，把一个平平静静的大地．突然变得闹轰轰的。这时候河边闪起火把，原来是周洪亲自带人沿河赶来，要剖开聂郎的肚子取宝珠。
聂郎被迫吞了珠子，心如火烧，要报大优，已在河边变成一条赤色的龙了。只是聂妈妈还拉住他的脚板不放。聂郎听见一片人声，料定是周家派人追来，就说道：“妈妈放手，儿要报仇！”说完拼命一摆，聂郎向河中一滚，立刻涌起了万丈波涛。
“老婆子，你儿子哪里去了？”周洪抓住聂妈妈的肩膀。
“周洪贼呀，你把我儿子逼下了河，还不甘心！聂郎，你的仇人来了！”周洪一脚把聂妈妈踢倒在地，追到河边，想去找寻聂郎。只见一个红色闪电，哗喳一声焦雷、象千军万马的波涛一涌，周洪和他的管家沟腿，全被卷下水去，淹死在波浪中了。
风渐渐小了，雨也慢慢停了。天已经蒙蒙发亮，聂郎在水中仰起头来说道：“妈妈，我要去了！”
“儿呵！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聂妈妈很伤心地问。在那汹涌的波浪里，隐隐听得回答道：
“人海两隔，要我回家，只有石头开花马生角。”
聂妈妈知道，她的儿子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悲伤地站在一个大石堡上，高声喊着：“儿呵！儿呵！”聂郎在水里听着妈妈喊一声，就仰起头来望一下，那望娘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滩。聂妈妈连喊了二十四声，聂郎仰头望了他亲爱的妈妈有二十四次。那地方就变成了二十四个滩。后来，人们给它取名叫做“望娘滩”。
2.二郎神修了都江堰
都江堰二王庙，供奉着名垂千古的秦朝蜀郡守李冰和他的儿子李二郎。传说为了驯服岷江泛滥的洪水，李冰父子在岷江上修建起一座福荫万代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成都平原由此成为“天府之国”。
按理说，在二王庙享受人间香火的李冰和李二郎一定就是都江堰的修筑者了？然而，在所有的史料中，对于都江堰的修筑者，几乎全部含含糊糊，隐约其词。在传说和史书中，蜀王、郡守、猎人，都成了都江堰的修筑者；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关于都江堰修筑的传言竟然从未停止过。种种谜团笼罩着都江堰。在四川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两个人据说是修建了都江堰的，其中的一位竟然与古蜀第一任先王蚕丛长得极其相似。
二郎修建了都江堰？
都江堰二王庙供奉的李二郎塑像，顶盔戴甲，粉面无须，手执三尖两刃刀。这个造型，跟民间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描绘的二郎神形象并无太大差别，是一个威风八面的神仙模样。
除了李二郎，历史上被称为二郎神的人其实很多。诸如两晋时期斩杀汉水蛟龙的襄阳太守邓遐，斗神斩蛟、为民除害的许逊，隋朝斩水蛟平定水患的嘉州（今乐山市）太守赵昱等等。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个共性：即都是斩蛟治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慢慢神化，成了二郎神。历史上的二郎神，是一个跟水颇有关系的神灵。
二郎神的原型虽然不少，不过，历代文人墨客在都江堰二王庙题的匾额、楹联，却无一例外地把二郎神当作李冰之子李二郎来赞颂。蜀人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也喜欢把李二郎请来，其他大神大仙反被冷落在一边。李二郎在蜀如此受欢迎，据说也是因为二郎擒龙治水的故事。
据传说岷江里住着一条孽龙，经常有事没事翻来滚去。它这一滚，老百姓却苦不堪言，一时间地无收成，民不聊生；它还故意和人们唱反调，春天，百姓要插秧，它不肯给水；秋天，谷子快黄了，它又兴风作浪。
当时，梅山（神话里经常提到梅山，中国很多地方也都有叫梅山的，据说是神仙和妖怪居住的地方）上有七个猎人，尤其是排行老二的二郎本领最高。听说孽龙作乱，他们就下山擒龙。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到孽龙正在水中休息，七个猎人二话没说，跳进岷江，与孽龙搏斗起来。
双方恶战了七天七夜，也没分出胜负。到了第八天，二郎的六个兄弟全部战死，孽龙也筋疲力尽，负了重伤。二郎把孽龙拖到灌县，想一刀宰了它，老百姓说：“龙虽然坏，却还是杀不得，杀了以后怎么种庄稼呢？”于是，二郎拿了条铁锁链，锁在孽龙身上，把它拖到玉垒山，让它打了个滚，滚出一条水道，叫宝瓶口；最后把孽龙丢进宝瓶口上方的伏龙潭里，让它向宝瓶口吐水。为了防止孽龙再次作乱，老百姓还在宝瓶口下方修了一座锁龙桥。这样，都江堰的雏形其实就出现了。也就是这样，历史上第一个都江堰修筑者的版本出现了，蜀人都说，二郎修建了都江堰。
二郎神是蚕丛的后代？
蜀人供奉的二郎神塑像，双目纵立，高鼻梁，鹰钩鼻，额头上还有只眼睛；兵器叫三尖两刃刀。人长得奇怪，兵器也很独特。很显然，人是不能长成这个模样的。不过，却谁也说不清楚他为何是如此怪模样。
1986年，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和纵目人头像相继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它们的双目高高凸出眼眶，额头上还留着一个方孔。这些纵目的脸，据说塑造的是蜀王蚕丛。因为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就说，“有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除了青铜器，三星堆还出土过一些玉璋，其中一些很特别，是三尖两刃的。
青铜大立人出土后，考古学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二郎神塑像跟蚕丛会有这么多相似之处呢？他们的眼睛，都是纵目的，额头上还有第三只眼睛；他们都是鹰钩鼻；二郎神的兵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绝无仅有的，偏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跟它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只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难道修建都江堰从蚕丛王时代就开始了吗？
从汉朝开始，以泰山太守应劭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硬要把修建都江堰的功劳，记在秦朝头上，说都江堰是秦人修的，跟蜀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蜀地的老百姓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从蚕丛王开始，古蜀人就不断地与洪水作斗争，历时上千年，在蜀地老百姓口中二郎神传说，或许就是历代古蜀人治水的代表。而且成都平原自古河道纵横，水患频发，蚕丛从岷山下山迁移到此后，就不得不与洪水做斗争。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宝墩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的城墙，有专家认为就是为抵卸洪水之用。古蜀人世代相传着二郎擒龙治水的传说，认为都江堰是二郎的功劳。于是，他们就给二郎立座庙，抵制秦人。学者杨济中说，蜀人便把史书中记载的蚕丛王形象，附在了二郎身上，造出了这个奇奇怪怪的二郎神。《灌江备考》中甚至说：“二郎是蚕丛的后代，所以他也是纵目的。”
从此，蜀人便经常对外人说，都江堰是二郎神修的，并且二郎神的形象代代相传。留着蚕丛脸的二郎神，据说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到了唐代，《二郎神》词牌名已唱遍大江南北了；北宋时，蜀人每年祭祀二郎神，要宰杀五万头羊。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李顺还经常装扮成二郎神的模样，以增强号召力，蜀人见了，纷纷参军。
朝廷也只好尽笼络之能事，《龙城录》中说，唐太宗曾封二郎神为“神勇大将军”，唐明皇封二郎神为赤城王，后又加封显应侯。五代的时候，前蜀王衍出巡，百姓看见他，奔走相告，说二郎神下凡了。其实这大抵是王衍卖的关子。蜀地很多地方都出现专门供奉二郎神的庙宇。一时间，蜀地崇信二郎神成风。
二郎神为何姓“李”？
这个二郎神跟二王庙中的李二郎，不免让我们感到疑惑：传说中制服孽龙的是二郎，二王庙供奉的为何却是李二郎？李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传说二郎与他父亲李冰一起修筑了都江堰，为何二郎修都江堰的故事那么完整，跟李冰却一点关系也没有？
其实，最早的二郎是梅山上的猎人，并不姓李，自然也不是李冰的儿子。其实在宋代之前，根本没有李冰有个儿子李二郎的说法。宋代的时候，理学家朱熹看到四川这边几乎处处都在祭祀二郎神，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李冰反被冷落，不由得惊呼：“二郎神割据了蜀地。”尔后，他又出面调和，在《朱子语类》中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神怪，乃是他第二个儿子。”这话说得不清不楚，含含糊糊，既可理解为李冰即是二郎神，又可理解为二郎神是李冰第二个儿子。不过从此，二郎神与李冰却第一次成为父子。
当时，科举考试都要以朱熹的著作为标准，他的话自然很管用，一般人都信。后代的史学家据此还杜撰了另一些说法，一说李二郎是李冰的女婿；一说李二郎是李冰的治水助手。从此，他们便成对出现在了史籍中。不过。蜀人对此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却依旧不买朱熹的账，仍然相信都江堰是二郎修的，他们供奉二郎神，直至今天。
巾帼是指女性头巾，在此代表女性 中国古代十大巾帼英雄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战争多为近身搏斗，对力量的要求决定了主要是男人的舞台。但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巾帼英雄，笔者特地精选其中的十位，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她们的英雄事迹。
1、妇好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商朝的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又会打仗，又掌握了祭祀与占卜的权力，可能连武丁都要怕她三分。
2、花木兰
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经好莱坞拍成动画片后更是全球闻名。真正的花木兰历史上确有其人，生卒年不详，魏氏女，西汉谯城，，今亳州市谯城区，，东魏村人。又名花弧，后称花木兰。其父名应，乃汉初材官骑士。木兰秉承父志，自幼习武，尤工剑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名稽粥，，大举入塞，杀掠甚众。文帝大征天下民以御，木兰父当往，而年已老迈，弟尚年幼。木兰悯其父老，便替父从征。木兰初为戎卒，以功为小校，后晋升为将军，守燕山南麓之曲逆。驰奔沙场，塞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辄克捷，莫有当其锋者。单于旋退。木兰从军凡十二年，屡立殊勋，人终不知其为女子。后凯还，天子嘉其功，封尚书郎，不受，恳奏省亲。及拥军还谯，释戎衣，服巾帼，同行者皆骇之。木兰墓位于亳州城东魏村北，冢丘高大，苍松环护，翠竹成林，乡人又为立祠，每年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致祭。木兰戍边之地曲逆，即今河北省顺平县，该地人民为感激木兰的恩德，从汉代起就为其立庙建祠，历经各代，香烟不绝。唐朝乾封元年，木兰被追封为“孝烈将军”。这一年唐高宗偕武则天泰山封禅还朝，路经亳州，朝亳州老君庙和木兰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木兰为“孝烈将军”。
3、吕母
吕母（？～公元18），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是琅琊海曲（现属日照东港区）人。子吕育，任县游徼，掌管一方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吕育因没有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百姓，以至于被县宰所杀。吕母满怀悲愤，发誓为儿子报仇。她把家产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演练兵马，等待时机。天凤四年（公元l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海曲城。经过一番激战，活捉县宰，将其处死。从此，吕母声名大振，远近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于她。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吕母起义，点燃了反抗王莽统治的火炬，并很快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天凤五年 （公元l8年），吕母病故，其部卒大部分参加了赤眉军，其余部分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中。
4、迟昭平
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迟昭平，平原县城南人，生卒年月无考。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在河阻中，，现平原城西南，，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迟昭平部与徐异卿部汇合，战斗在平原、富平、乐陵、无棣、盐山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这支农民起义军，不但攻县郡，杀贪官污吏，抢府衙官库，砸地方牢狱，拯求身隐囹圄的无辜百姓，给王莽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同时，他们也袭击地方豪强的营堡、乡聚，，乡镇民团，，，无情的打击那些宦官、王孙、公侯，没收他们剥削的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贫民的拥护。起义军的风暴，动摇了王莽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彻底崩溃了。由此，迟昭平的名子和业绩，也载入秦汉农民起义史。
5、冼夫人
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约520—601，，是岭南俚族，，百越的一支，，杰出的政治领袖。她出身于首领世家，“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她常规劝亲族为善，以“信义结于本乡”，且为人秉公处事，不徇私情，因而在乡里很有威信，深得当地百姓拥护和爱戴。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进军岭南，遭到陈朝旧臣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其孙冯魂前往迎接隋军，并以自己所辖八州归附隋朝，使隋军得以进至广州，最后完成岭南地区的统一。冼夫人也因此受封为谯国夫人。冼夫人是岭南少数民族首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具备称雄割据的条件。但她在全国处于混乱分裂之时，不搞割裂分治，而始终拥护封建朝廷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成为支持南朝梁、陈两代和隋与唐初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为促进当地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冼夫人还为海南岛俚人地区郡县制度的重新设立起过积极作用。由于梁朝采纳了冼夫人的建议，在海南岛俚人地区重新恢复了郡县制度，使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利于祖国统一和俚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冼夫人始终维护中央集权和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她的后代。后来她的孙子冯盎坚决不称王割据，并归附唐朝，对唐朝统一岭南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都与她以身作则，教育儿孙以国家为重有直接关系。后人为了纪念她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建造了很多庙宇，其中茂名、化县、电白等地一县往往就有一二十处。海南岛的崖州建有郡王夫人庙，儋县等地也立了冼夫人庙。
6、平阳公主
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也是李渊嫡妻窦氏的爱女。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李渊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武将柴绍为妻。这位柴绍在唐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十四，谋略出众，善于以少胜多，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有他一份功劳。消灭唐朝最后一个对手梁师都他还是主将。李渊起兵的消息就传来，平阳公主到处联络反隋的义军。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才识，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招纳了四五支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平阳公主率领的义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这支由女人做主帅的义军，军纪非常的严明，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在那乱兵蜂起的年月里，这支军队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老百姓将平阳公主称为“李娘子”，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就是娘子关。娘子关位于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因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于此才更名娘子关。
7、梁红玉
梁红玉（1102—1153），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丈夫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淮安北辰坊人，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建炎四年春，金军从杭州饱掠北归。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京口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兀术的归路。当天金兀术就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第二天早晨，梁红玉早已结束停当，戴着雉尾八宝嵌金珠金凤冠，穿一领锁子黄金甲，围着盘龙白玉带，端坐在中军的楼船上面指挥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候，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百倍，一天战斗打下来打得金军心胆俱寒，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了黄天荡内。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8000宋军对10万金军，，包围敌军达四十八天之久，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过长江南侵。后来韩世忠和岳飞、张俊一起三路大军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愤然辞官，与梁红玉归隐杭州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红玉也悒郁而逝。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
8、唐赛儿
明朝农民起义领袖。明初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起义中心在山东益都一带。唐赛儿（生卒年不详）为山东蒲台人林三之妻，略识文字。永乐年间，明朝为营建北京、修治会通河、北征蒙古，耗资巨大。山东是负担最重的地区之一，加之连年水旱，农民以树皮、草根为食，卖妻鬻子，老幼流移，无以为生。唐赛儿于十八年二月与刘信、宾鸿、董彦升等率数百人起义，占据益都的卸石棚寨，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明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 被打死。明成祖朱棣以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派都指挥佥事刘忠佐之，率京营五千人星夜驰赴山东，围卸石棚寨。唐赛儿遣人诡降，言寨中食尽水缺，谋从汲道撤逃。柳升信以为真，统重兵防守汲道。起义军乘夜突围，杀死刘忠，转战安丘、诸城等地。但终因官军众多，又遭山东都指挥卫青、鳌山卫指挥同知王真的突然偷袭 ，于三月失败。朱明廷为搜捕唐赛儿，竟逮捕了山东、北京等地的数万名出家妇女，而唐赛儿等人还是安然逃走，不知所终。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她，称卸石棚寨为唐赛寨。
9、秦良玉
提起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人人都会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而中国历史上，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实际上只有秦良玉一位。秦良玉（1574 或1584～1648）字贞素，土家族，，也有说是苗族，，，四川忠州（今忠县）人。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丈夫死后，继任其职，她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更曾亲率3000精兵北上，镇守山海关。清军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被南明隆武帝加封太子太保、忠贞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史登录的巾帼英雄。明思宗见过女将军后，感慨万千，曾写下了四首诗，夸赞她的功迹，并御笔亲誊，赐给了秦良玉：“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上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忍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扫匈奴，一片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皇帝亲题的四首赞美诗，给予了秦良玉极高的评价。
10、冯婉贞
冯婉贞，，清咸丰年间人，，，北京谢庄人，祖籍山东，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四处掳掠，十九岁的冯婉贞与父亲冯三保一起，带领民团打败英法军队，保护了谢庄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北京以后，到处杀人放火，抢夺财物。这种暴行很快扩大到郊区。离圆明园5公里光景，有一个小村子，叫谢庄。庄上有个精通武艺的冯三保，他18岁的女儿婉贞，从小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也学得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样样精通。冯婉贞向父亲提出：敌人有洋枪洋炮，咱们应当利用自己使用大刀长矛的优势，冲到敌人跟前去拼杀，让洋人的枪炮发挥不了作用。冯婉贞率领青年们在距离村子两公里的一片茂密的树林里隐蔽起来。下午四点钟，刚在谢庄吃过亏的侵略军果然抬着大炮来了，这次他们来了约 600人。当敌人来到树林旁边的时候，冯婉贞拔出大刀，奋勇当先，率领青年们向侵略军冲去。侵略军遭到这突然的袭击，非常惊慌，队伍立即大乱。他们想放枪，可是距离太近，不能放，只好勉强用枪上的刺刀与青年们进行搏斗。冯婉贞带领大家，挥舞着大刀、长矛勇猛砍杀，侵略者招架不住，就纷纷败退。狡猾的敌人急于想摆脱这短兵相接的困境，以便用洋枪射击。冯婉贞看出了敌人的诡计，率领谢庄的青年步步进逼，迫使侵略军始终不能用洋枪来射击。这一仗，一直打到黄昏，英勇的谢庄青年打死侵略军100多人。剩下的敌人，不得不丢下长枪大炮，仓皇逃跑了。侵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再也不敢来侵扰谢庄了。正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中国女性的吃苦耐劳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她们的英雄事迹却很少为世人所知。在国难当头时，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刀光剑影的疆场，勇气可钦可敬，事迹可歌可泣。正如近代革命志士、巾帼英雄秋瑾诗中所说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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